傅廷栋院士时常敬仰地提到自己这位老师：“我只是十字花科(油菜属于十字花科）的‘副(傅）科长’，‘科长’是刘后利教授。”
　　听到记者谈起自己被称作十字花科“科长”的事，刘后利笑着说：“哪里，这是他们开玩笑的。”
　　刘后利既教书又育人。他把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分为六个阶段，按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书育人的工作：一是入学前后，主要帮助学生树立献身农业的远大理想，坚定为振兴中华而发奋学习的信念；二是开拓学习到制订研究计划。主要是正确处理各学习科目之间的关系，克服偏爱某一科目和选课只求学分不求效果等偏向，并在选课上给予指导；三是从制订研究计划到提出开题报告。注意通过计划制订培养学生怎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突破点，如何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逐步形成科研设想。这是一次高难度的科学思维活动过程，必须切实加强指导；四是开展专题研究。不仅要帮助克服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还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求实的态度与克服困难的信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工作的能力。五是写作论文和参加论文答辩。通过帮助研究生整理数据和进行论文写作，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进一步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六是毕业分配，说服学生正确对待分配问题并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刘后利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地做好每一个研究生的思想工作。
　　刘后利自1962年起培养研究生。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农学博士的导师，也是全国农业院校培养研究生较多的导师之一。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始终把培养品学兼优的多层次的专门人才放在首位，特别是为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从1984到1987年，他连续4次获得华中农业大学教学质量一等奖，1985年被农业部授予“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1989年秋获得湖北省高等院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0年1月获得国家教委首届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同年5月又荣获农业部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当时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面临着缺乏师资、教材，没有正规的培养方案，实验室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等种种困难。1980年，校方决定由刘后利负责重新筹建这个专业。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本科生的专业设置，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创造条件，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他对本科生的专业培养提出：一是在一二年级要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实践性教学环节四年不断线，注意培养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开展社会工作的能力；三是组织学生参加科研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研究工作能力；四是指导学生写好毕业论文，使学生受到严格治学的熏陶和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这些意见得到同行专家的赞同，并在全国修改制定植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培养方案时被采纳。
　　刘后利把建设一个合理的学术梯队，视为建设教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核心。他特别注意从硕士生、博士生中选拔学术带头人。1986年在农业部研究生教育评估总结中，他提出建设学术梯队的五个条件：一是要有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要求业务造诣较深、组织能力较强和思想品德优良。二是“有老、中、青结合，有关专业配合较好的5人以上的研究集体。三是能开出若干高质量的专业课程和开设新课的能力。四是有稳定的科研方向，并在工作中作出显着成绩。五是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在他和同事们苦心耕耘下，华中农业大学的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学科、学历、职务、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集体；是国内同类专业中力量比较雄厚的一支队伍。
　　几十年过去了，刘老仍对自己科研和教学生涯中的许多片断记忆犹新。
　　他至今记得1972年春天的那个早晨。空气中带着早春的湿润，金黄色的油菜地里，傅廷栋指着几棵光秃秃的雌蕊植株，惊喜地喊道：“刘老师，您看。”就在这一天，他的学生傅廷栋首次发现了油菜波里马雄性不育材料，从此被国内外广泛应用于油菜育种实践。青年张启发出国前夕，刘后利向这名得意弟子传授着留学的种种注意事项，并争取他回国。后来，张启发成为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匠，他的绿色超级水稻引领了我国水稻的第三次革命。直到现在，该校不少老师说起自己心中的榜样时，都会提起刘后利教授：“刘老师70岁时还戴着草帽，扛着锄头下地，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更令人惊叹和钦佩的是，刘老85岁才离开工作岗位。此前，他一直在给学生上课，还关心着西部的种质资源建设，并为此专门写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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