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统志·人物》曰：“刘垓，潜江人，隆庆辛未进士，授太平司理，有声。转礼部，恳求吴、赵二史，廷杖。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谢政归，创同仁书院讲学。置义田仓冢。卒，祀乡贤。”
　　（一）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亿万之多，一个人能参与国家重大事件并在国史上留下一笔，说明这人是当时很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刘垓就是其中之一，他字达可，号肖华，是今园林办事处深河居委会人。其父刘勋（前面有传）是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最后在河东运同任上，留下“三历财贿之地无所染”的美名。
　　刘垓做官和为人，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他乐善好施，清正廉洁，忠于职守，刚介自立，敢于直言，为人仗义被世人称道。明隆庆五年（1571）年，刘垓中进士后，仕途一路通达顺畅，授太平司理（都事的别称，正七品），到了万历五年（1577），短短六年时间，刘垓已授礼部员外郎了，官衔从五品。他在礼部主要从事言官工作，就在这一年，因为首辅张居正父亲之死，为“夺情”一事，刘垓直谏犯上，仕途和人生发生了急骤变化。
　　事情是这样的：1573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继位，始称万历元年。因皇帝年幼，江陵人张居正以托孤重臣任首辅辅政。在皇太后和皇后的信任和支持下，张居正一方面教朱翊钧读书背经，研修帝王学说，另一方面主持朝政，大胆推行改革创新，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清理丈量土地，改革税赋，推行“一条鞭法”等等，使衰败的明朝出现了一些复兴景象。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江陵老家病逝。按明朝的礼制，张居政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实际规定是二十七个月），期满再另行复起。除非皇上特别下旨“夺情”不许辞官丁忧。明朝自立朝以来，除投身军队，军务在身外，朝中大臣很少有被“夺情”的。那年，万历帝朱翊钧年仅十四岁，的确还不足以独掌朝政；同时朱翊钧认为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如果他离职丁忧，改革将前功尽弃。张居正除了有以上认同外，他最担心的是时过境迁，大权旁落他人之手。因为，当他接到丧信的第三天，内阁僚属、翰林院学士等就纷纷到次辅吕调阳府上去朝拜了，让他深切地感到人还没走茶就凉了。于是，张居正使用了一些权术，活动好了皇太后和皇后及部分朝臣，他向皇上故作姿态呈上《乞恩守制疏》折子，痛述了一通父子人伦、乞求守制丁忧的心情。朱翊钧未能悟出其中奥秘，在皇太后和皇后的授意下，下达圣旨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必具辞”。
　　朱翊钧的“夺情”圣旨一下好像捅了马蜂窝。率先上疏反对“夺情”的是翰林院修编、张居正的师徒吴中行，他的《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认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符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张居正辞官奔丧归葬。接着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要张居正回籍丁忧守孝。这下惹怒了张居正，更使皇上龙颜大怒。朱翊钧认为吴中行等四人的矛头不仅仅是对张居正，更是犯上作乱，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于是朱翊钧决定效仿祖上，对直言犯谏者进行廷杖，达到以儆效尤，以正视听目的。
　　朝臣中竟还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这时，刑部观事邹元标义无反顾地呈上奏折，矛头直指张居正，认为皇上对张居正“夺情”正中其私营之心，他张居正学术偏隘，涉事乖张，自用太甚等诸多过错。皇帝十分恼怒，又下令对邹元标廷杖八十，并将其送进了监狱。这时，礼部员外郎刘垓更是不识时务，愤不能抑，他再次上疏，认为上述五人都是忠君良臣，是正人君子，极孚众望，廷杖太冤，不计后果地上奏疏论施救，结果同样遭更惨重的廷杖，差点丢了性命。随后，保下小命的刘垓被流放到边远的云南当了提学佥事。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的记载。
　　（二）
　　明朝对朝臣的廷杖是实施最多最严酷的。万历帝朱翊钧的爷爷嘉靖帝朱厚熜，因以堂弟身份继承明武宗朱厚照的位，在嘉靖三年（1524）为其父朱祐杬封“皇考”（即皇父）之事引起朝廷近臣争论不休，史称“大礼议”，有二百多臣僚哭谏反对，一怒之下二百多人全遭廷杖，其中下狱者一百一十人，被杖毙十七人。刘垓没被杖毙已经是够幸运了，围绕张居正的这场“夺情”风波，看似争论“伦理纲常”。其实不然，此仍明朝中后期君王无能或不贤明，朝廷党争泛滥成灾的集中表现，也是明王朝走向没落和灭亡的开始，更是张居正辅政时期过于刻毒专横，不能虚己待人，得罪人过多，刚愎自用性格悲剧所在。朝臣们早已看不惯张居正独搅朝政的做法，都希望他早点滚开走人。这次其父死让其辞官丁忧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刘垓仗义执言犯谏救人只是助推了这场风波。同时，也为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被万历帝下旨“开棺戮尸”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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