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油菜的品质育种起步较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为了推动这一工作，刘后利曾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大声疾呼，要重视油菜的品质育种工作。六五和七五计划期间，他担任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单、双低油菜新品种选育”的专家组组长和顾问，对整个攻关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先后出访波兰、原联邦德国和加拿大，详细考察了这些国家油菜品质育种情况，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征集了一批国内品质育种所急需的低芥酸、低硫甙等品种资源，同时邀请国外从事品质育种和品质分析的专家来我国讲学。在开展品质育种工作中，他组织育种家和化学家紧密配合，一道攻克技术难关。当时我国在油菜育种的理论研究方面十分薄弱，他相继指导十多名研究生有计划地开展品质性状的遗传规律和育种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他的主持下，华中农业大学油菜攻关小组育成了双低新品种“华双1号”，1985—1990年累计推广了50．余万亩。
　　除常规育种工作外，刘后利对油菜的起源、进化、自交退化及其防止等与育种密切有关的问题，也进行了很有成效的研究。此外他还积极支持和领导了油菜0优势的利用研究。几十年来，他以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为发展我国油菜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我国油菜科技界受人敬重的著名专家。
　　刘后利素以实事求是的实干家着称，他的口头禅是“科学家要讲科学”。对于那些浮夸、不切实际的赶时髦现象，他坚决抵制。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充分认识农业科学实践性强的特点，重视实际动手的基本功。几十年来他坚持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在油菜播种、杂交、选株以及田间取样观察等实践环节中，都亲自给学生和助手作示范。为了发展我国油菜的科研和生产，他在油菜试验田里、实验室内不知度过了多少个节假日。就是在“文革”中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还把培养皿搬到“五．七”学习班，一有机会就进行研究工作。年过古稀之后，每年播种、收获时都仍然和年轻人一起亲自动手。为了促进我国边远地区油菜生产和科研工作，他不顾年迈体弱，先后多次去青海、新疆、甘肃和陕西等地考察，作学术报告，进行具体指导。
　　多少年来，刘后利很少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期。他工作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白天他要到实验田和实验室工作，要为学生上课，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晚上，万家灯火时，他和研究生商讨课题，和同志们讨论工作；万籁俱寂后，他还在灯光下伏案疾书，为他人修改稿子或整理自己的专着。他对于每一个向他求教的人，都热情相待，有问必答。经他修改的论文不计其数。对每一篇文章他都字斟句酌，明确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整段整段地改写。1988年他住院做手术，伤口尚未痊愈，就躺在病床上和同志们谈工作，为研究生修改论文。看到他那吃力而又专注的神态，致使探望他的同志深为感动。
　　但是在名利面前，刘后利从不伸手。他一直支持和指导华中农业大学的作物0优势利用研究工作。而当有关的研究报奖时，他却一再将自己的名字划掉。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他总优先安排年轻的老师而不考虑自己。这些都表现了一个优秀科学家的高尚风格。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刘后利为我国农业科研和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等多次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湖北省科协主编的《湖北科技精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都将刘后利的业绩收录在内。刘后利总是把人民给他的荣誉作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向着新的高峰攀登！
　　桃李成蹊，学子遍布学界栋梁
　　刘后利这个名字，对大众来说相对陌生，在国际油菜界却是泰斗级人物，被誉为“中国油菜研究第一人”。享誉国际的著名油菜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著名水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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