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一度被视为具有批判意识和理想情怀的光辉伟岸形象而存在，然而现在却渐渐沦为舆论场的负面词汇。

归根结底，就在于公知的“公”或许就是悖论，除非知识分子的描述本身就具有批判性，认识到自己的描述也只是诸多角度中的一种，只不过能满足自己的实际欲望而已，否则终究是一种官僚主义态度。

这种官僚主义态度不是表面上对于知识的支配，而是建立在一贯的描写，连贯的叙述和程式化思想的统领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理由，来深度剖析一种历史必然性或世界性命运共同体。

社会学家亚明·那塞希指出，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社会性和共同性可言，社会就是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在具体情况下汇集到一起的一个聚合体。

所以从美学角来看，解决问题不再给出所谓中心明确、一劳永逸、面面俱到而又高度整合的设想，而是要正确地去认识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异。

在一次医院如何应对患者自杀问题的主题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医院院长、几位牧师外科医生、几位医生、一位律师、两位护理人员代表和一位患者权益代表。还在这一陈述环节大家就已是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行政主管本人大谈特谈金钱的万能和冷酷的一面。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高级内科医生，他只是客观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职责;之后是护士长，再之后就是那位精神科医生，这位医生对不知什么人表示了一番谢意。

接下来是两位教士，一位是稍微年长的天主教神父，另一位是年富力强的福音派牧师，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但都表示支持所有各方的观点。他们“支持在场所有人”，也支持那些在医院“服务”即“为人服务”的所有人。

紧接着是一位年轻助理医生，他发言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他全身投入，兴致盎然;另一方面，他又显得行为拘谨，小心谨慎。诊所内部架构清晰，上传下达，他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森严的等级秩序。

精神科医生与律师之间的辩论尤为激烈。精神科同事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在那位肿瘤患者自杀的前几天，他就暗示过想要一死了之。大概是觉得肿瘤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他的命，大家也就没太当回事。

总之，情况都已跟他交代得很清楚，但根据与护士、他的妻子和儿子分别谈话的内容，以及高级主治医生的陈述来看，到最后他也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关注。

这位精神科同事就像是打开了压力锅上的排气阀:“今天会议开始时，我只注意到‘有必要多加关注’这样的论调，那就是当患者已经无法左右自己，你必须做点什么去保护他们。如果找我咨询，我会非常乐意。但这样做又会落人口实，律师们又可以大肆抨击医务人员的家长作风了。”

“很显然，患者住进像我们这样设施先进的医院都无法确保得到重视，真是令人遗憾。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决的权利——这不仅对患者而言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想要做一些别人不想做的事情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否则他们就不需要自决权了。谢天谢地，白衣天使们可以独立决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接下来，面色抑郁的医院行政主管自己承担了责任，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任由这类患者自杀的消息在媒体上四下传播，由此给医院造成的经济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高级内科医生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最无辜，他带着防范的口吻说，他只考虑下面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来看，实在是找不出任何患者自杀的理由。

护士长马上接过话茬:“对于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我们与病人接触更为密切，但是时间从来就没够过，不—是—要—省—人—嘛。(她一字一顿，眼睛还盯着行政主管。)我们不能只在查房或治疗时才跟患者见面。这一案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是一位年轻护士跟患者悉心交流时发现了问题。她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助理医生。但我重点想说的是，我们看护人员都很清楚，患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也需要跟我们不断接触。我敢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灵魂正在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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