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孕女子石某手中接过孩子后，袁武和金梅担心孩子太小，不适合长途奔波，所以没有马上返回新疆。他们在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附近找到一家月子中心，将孩子放在那里照料。月子中心每天收费900元，夫妇俩住的却是80元一天的小旅馆。
拿到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时，金梅提出质疑：“协议中不是说好，孩子的父母栏里填我们夫妇的名字吗？”
代办证明的章某称，办理证明时，医院审核得比较严格，发现产妇石某的情况与登记的金梅信息明显不符，于是他们只好在母亲一栏填了石某的信息。章某还说，只要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父亲是袁武，以非婚生子女的身份，也可以上户口。
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和周折，却得到一个丈夫与别人的“私生子”，金梅觉得很不是滋味。但孩子着实可爱，夫妻俩都非常喜欢。为了感谢代孕女子石某，他们先后给了她数千元营养费。现在他们最大的心愿，是顺利为孩子上户口。
夫妻俩给老家打电话，向户政部门咨询新生儿落户政策。户政部门告知，因当地政策限制，非婚生孩子无法申报户口。
袁武和金梅顿时傻眼了：如果孩子无法落户，等他将来长大，他们该如何向他解释这种窘境呢？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因户口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又将如何解决？
袁武和金梅还想过一个办法：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他们再去领养。但记者咨询得知，他们之前各有一个女儿，不符合收养条件。
想合法拥有却无法可依
从求助代孕机构以便拥有自己的孩子，到如今孩子在手却与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袁武和金梅夫妇非常愤怒。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希望对代孕机构予以打击。同时，他们也向楚天都市报求助。
在记者的建议下，夫妻俩拨打了110，江夏警方接警。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卫生部出台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地下代孕是否违法，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公安部门对地下代孕行为，缺乏执法依据。
民警查证了代孕女子石某和陪护人章某的身份信息，建议袁武和金梅向江夏区卫计委反映。
夫妻俩向江夏区卫计委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工作人员答复：我国法律对如何干预和惩戒违规代孕行为，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卫生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代孕行为，但没有明确由谁管理执法。
昨日，在月子中心，袁武和金梅一边逗孩子笑，一边抹眼泪。这个孩子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才来到人世，他的生物学父母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代孕女子生下他后也已完成交接。袁武和金梅一心想当孩子的父母，但这个诚挚的心愿，却找不到法律的支持。
记者昨日从江夏警方获悉，出于对案件的重视，他们已经控制涉及违规代孕的三名嫌疑人，并提取了袁武、金梅和孩子的血样。
警方的迅速行动，让袁武、金梅夫妇又生出更多担心：他们会带走孩子吗？
律师和社会学家析困局
律师观点
昨日，记者就袁武、金梅夫妇的遭遇，咨询了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华。
张华认为，首先，袁武夫妇与“喜得尔”公司签订的助孕协议，因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从根本上是无效合同。袁武夫妇可起诉代孕公司，要求退还65万元服务费。
其次，袁武夫妇与代孕女子石某通过提供虚假文件证明，办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也属违法行为，不仅不能为孩子正常申报户口，还可能承担法律后果。
基于目前的情况，可能只适合通过诉讼来确定孩子的抚养权。但由于袁武和金梅夫妇与孩子没有任何生理和法律关系，他们取得抚养权的概率也很小。
社会学家观点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则从社会伦理层面进行了评析。尚重生说，这起案例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后果——孩子。不管他是怎么来的，他的生命权和社会权利都应该受到尊重。孩子的到来已经成为生物学上的事实，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就有义务让他在社会学意义上正常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袁武夫妇是孩子最有利的抚养、监护人选，是他们的意愿让孩子出生，虽然手段违规，但社会危害有别于其他违规后果。
尚重生认为，代孕机构开展地下代孕业务，是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在法无禁止的前提下，对袁武和金梅夫妇的朴素诉求保持宽容，并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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