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缚”作囚
　　清光绪二十六年，76岁的王得胜为庆贺带有“双六”的寿辰，为自己立“功德碑”。其碑文对后代提出希望：“余今年七十有六矣，养疴林下，将平生事迹大略，勒石于祠堂侧，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即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王家菊园布局图，当时肖华主任住在菊园花亭35人物春秋能读书奋志，昌大吾门，则余无有厚望焉。”
　　王得胜立这块碑时，王佐良对父亲的心情不会不理解，但是，谁料后来率先违背“父训”的人正是他自己。在这里，且不说他为官是否“中正”，单看父亲要求的“勤俭”治家，他就没有做到。首先，他吸食鸦片。这既违父训，又违反朝纪国法。更可悲的是，他的独子王裕昆，身为王家第三代大少爷却不理家务，也像他那样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局里放0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局里聚抽头、00；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十二月十九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0就委任王兰卿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王佐良被关押之后，-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触犯国法；(8)-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
　　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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