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考古遗址出土的猪、狗、黄牛、羊、马和鸡的遗存鉴定结果和年代，梳理了我国“六畜”的起源与传播的历史。

10000～9000 BP（Before Present，距1950年<原点年，之所以被定在1950年，是因为这一年放射性碳十四定年法首次出现。另外，1950年亦比大规模核武试验来得早，这些核武试验令自然环境中碳十四与碳十二的比值出现重大改变>），猪和狗驯化于中国北方；约10000 BP，黄牛和羊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4500 BP前传入中国；约5500 BP驯化的马出现在中亚地区，在夏商时期传入中国；鸡的起源问题争议较大，在3600 BP之前出现在中国北方。在汉代之前，“六畜”已成为中国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资源。

撰文 | 任乐乐、董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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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畜”是古今中国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据《左传》记载，“六畜”为马、牛、羊、豚（猪）、犬和鸡。在《周礼·天官·膳夫》中，又称这六种动物为“六牲”“六膳”。谚语“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印证了六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三字经·训诂》中，对“此六畜，人所饲”有精辟的论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还有“鸡羊猪，畜之孽生以备食者也”。“六畜”各有所长，在农业社会里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考古研究显示人类对“六畜”的利用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其中猪、狗、羊和牛的驯化可以追溯到10000 BP。我国古代的家养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鱼、鸭、鹅、骡、驴和骆驼等，但“六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贡献较大的六种家养动物。动物考古学和基因研究显示，我国古代家养动物的来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先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一种是先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驯化成为家畜的动物[1]。“六畜”中，狗和猪是中国本土起源的，黄牛、羊和马是通过欧亚大陆史前时代文化交流传入中国的[2]，鸡的起源问题尚存较大争议。

欧亚大陆史前时代农业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当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3-4]。西亚起源的大麦、小麦的东传和中国起源的粟黍的西传过程及其影响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重要突破[5-6]。然而，西亚和中亚起源的家畜牛、羊、马等动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尚不清晰。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7]。袁靖等学者针对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鉴别家养动物的系列标准，明确了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的驯化或传入的时间和地点[2,8-10]，为认识六畜的来源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对而言，从欧亚大陆史前农业传播角度阐述主要家养动物驯化和传播历史的研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和年代结果，系统梳理六畜遗存分布的时空变化，进而探讨其在旧大陆的起源和传播历史。

狗和猪

基因证据显示，家狗是由灰狼在多地驯化而来的，学界有东亚起源说、中亚起源说、欧洲起源说和中东起源说等不同观点[11]。最新的研究认为约33000 BP狗最早驯化于中国南方[12]。基于已发表的动物遗存资料，中国最早的家狗骨骼出土于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13]，该遗址年代约距今10000年。前仰韶时期（9000～7000 BP），出土狗骨骼的遗址点分布范围明显扩张：向南扩展到河南、湖北等地，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向东扩展到山东、浙江等地，以跨湖桥遗址为代表；向西扩展到陕西、甘肃等地，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图1）。仰韶时期（7000～5000BP），家狗的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东北至辽东地区，西达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图1）。龙山时期（5000～4000BP），家狗分布范围向西南拓展至云南地区（图1）。4000～2000BP，家狗的遗存在新疆、西藏等地均有发现（图1），至少在汉代之前，狗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广泛利用的家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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